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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震云:走近路、靠突擊不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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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17-12-21

前不久,在母校北京大學的畢業典禮上,劉震云先生說:“我們民族最缺的其實就是笨人”。在本期《庫叔說》中,他再次以自身經歷告訴大家:成功不能走捷徑,要把事情做好,必須要下笨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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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母校北京大學的畢業典禮上,劉震云先生說:“我們民族最缺的其實就是笨人”。

在本期《庫叔說》中,他再次以自身經歷告訴大家:成功不能走捷徑,要把事情做好,必須要下笨功夫。

嘉賓 | 劉震云

主持 |  武君

1、要把事情做好,必須要下笨功夫

瞭望智庫:您之前在北大國發院畢業致辭上說:“我們民族最缺的其實就是笨人”。為什么這么說?這個“笨”體現在哪里?

劉震云:北大是我的母校,我的同學跟我關系特別好,說他的學生要畢業了,邀請我發言,所以我去說了一些話,僅此而已。這些話未必經得起推敲。

現在想想,我也沒說什么,就說在北大上學的時候覺得鍋塌豆腐還不錯,大家現在還會議論劉震云愛吃的鍋塌豆腐。

而且,我也沒想到這些話的傳播范圍會那么的廣。我覺得,可能因為我說的都是真心話、老實話、質樸的話。

另外,我告訴將要畢業的師弟、師妹們:

其一,走近路不可能成功;

其二,靠突擊不可能成功。

從長遠來講,要把一件事情做好,確實要下“笨功夫”。

“笨功夫”有兩種:

首先,要選擇適合自己的道路。

選擇正確的道路很艱難,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喜歡走捷徑、搞突擊。

其次,不要想著占便宜。

生活中聰明人是不是太多了?有時候,我不愿意跟 “聰明人”打交道,他們有一個極大的特點:比較愛占人便宜,無論是語言上還是物質上。

瞭望智庫:您一直教育女兒“要如小火慢燉般”把事情做好。我們現在處于一個非常的浮躁時代,很多父母都不希望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您怎樣看待焦慮的父母及其教育方式呢?

劉震云:第一,我從來沒有教育過雨霖導演。我們都是在平等地討論一些事情,誰都有可能是對的或者是錯的。

第二,我不知道人生的起跑線在哪里。

2歲、5歲就是孩子的起跑線嗎?以我自己為例,小學和初中成績都特別差,到高中開始稍微好一些,最后在部隊認真學習,而且全部通過自學。

人生的“起跑線”并不意味著大家都在同一個“出發點”。

真正的起跑線,是每個人觸動自己心弦的那一刻——這根弦決定了你的人生方向和未來的人生軌跡。

另外,我發現95%的人都不能把自己會做的事做好,就是因為父母一直要求他在這個起跑線上和別人競爭,導致他自己的事都做不好。

如果一個人能把自己會做的事情一次性做好,那他就一定是特別優秀的人才。

瞭望智庫:您真的經歷過您說的“一個笨人的成長歷程”嗎?

劉震云:我覺得大家的成長歷程不會有太大的不同,只是不同的人選擇了不同的人生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態度。

在我看來,寫作這一行有兩種:

一種是投機性質的寫作。

別人喜歡什么就寫什么,這樣很快就能得到別人的認可。

因此,一些國外的評論家和出版社對中國產生了一個固定的印象,與中國的現實狀況相差很遠。比如,他們覺得:

中國人就像清朝一樣,說不定還綁著小辮;

中國人特別木訥,特別沉默;

中國人沒有幽默感……

其實,中國人并不是那樣的。

他的生活背景可能比較艱難,但是,每個人都會有自己對于這個世界的、特別透徹的思考。所以,才會出現像小林、三百萬災民、李雪蓮、牛小麗、楊百順和牛愛國這樣的人物。

另一種是不以取悅于人為目的的寫作。

實際上,走一條不被外界所左右的道路,結果未必那么差。

我的作品傳播到海外,在時間上是滯后的。但是,近兩年,我的作品像“蝴蝶效應”一樣,不斷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傳播到世界各地。

外國人可能突然發現了“另外一種動物”——原來還可以用幽默的態度講自己對世界那么深入的思考。

有國外媒體評論:“劉震云的作品是用最幽默的方式來探討最深刻的哲理,用最質樸的方式來描述最復雜的事物,用最質樸的語言搭建最奇妙的藝術結構。”

一位叫豊崎由美的日本書評家說得很到位,她說,“劉震云寫出了中國老百姓的肺腑之言,寫出了那些被忽略人群被忽略的情感。”

這的確是我創作的初衷、支撐點和動力。

瞭望智庫:現在,很多作家涉足新媒體,開個公號,時不時發表一兩篇短文,最后攢成一本書。您怎么看待這種現象?這種方式會不會影響作品質量?

劉震云:對這種現象,我不是特別了解,也沒有讀過這樣的書。

不過,這樣的創作方式確實就不能叫寫作。因為寫作不但體現在寫作的過程中,更體現在寫作之前的思考上。

把一個故事、一段情緒、一個細節寫好,這只是寫作的一個特別初級的階段。故事結構、人物結構以及它們反映的哲學內涵才是重點。

通過人物對話滲透出哲思,是一個特別費思量的過程。

這個過程就好像蒸包子,如果餡很少、面皮特別厚,就特別容易蒸,但是不好吃;要做好包子,調餡是關鍵,把餡調得與眾不同、噴香可口,皮要搟得特別薄。這樣,花了大工夫,蒸出來的包子才有滋味。

2、小說擅長的,對于電影是沒有用的

瞭望智庫:有網友評論說“劉震云是一個體制內外都能玩得轉的人,娛樂嚴肅都能搞,能寫作能編劇,還能在電影里面客串角色”。您怎樣看待這種評價?

劉震云:如果這樣的話,他可能還落了好多條——我還能喝水、能吃飯;我去菜市場還會買菜、還會騎自行車、開車、坐地鐵、坐高鐵;另外,晚上我可以睡覺,一覺睡八九個小時。

大家看到的可能只是表面。

一年中的確有幾天我會接受媒體采訪,因為書宣傳的需要。我并不是365天都這么鬧騰。頂多鬧騰15天,剩下的350天都是屬于我自己讀書和寫作的時間。

像電影宣傳,我也不是全程去做,偶爾去一兩次被大家看到了。就好像我一年吃了兩回肉,但是大家看到了,就覺得我一年365天頓頓吃肉。其實其它時候,我吃的可能是倭瓜、黃瓜、青筍或者窩頭。

另外,我的小說被改編成電影的數量其實不多,可能因為影片的質量還不錯,所以大家覺得很多。電影并不是每年都拍,可能會5年會拍1部。比如《1942》拍了19年,在這之前是《手機》,那也是十幾年前的事。

而且,這些工作并不是我做的,是導演做的。我不能把導演的工作說成是我的。那樣的話,導演就急了。

瞭望智庫:很多導演熱衷于把您的小說翻拍成電影,您作品的哪些特點吸引了他們?

劉震云:我的小說并不適合改編成電影,因為不具備電影的一些基本元素——完整的故事、相對集中的人物、整體較快的節奏,等等。改編我的小說比其他作品難度更大,從這一點上來講,小剛導演付出了很多努力。

我的小說表面上相對散漫,而背后的邏輯和道理是緊湊的。但是,這些對電影都沒有用。而小剛導演可能會超越這些電影元素,看到一部小說背后反映的一種生活態度。

比如,他拍《一地雞毛》的時候,就比較有把握。而且,他認識到小和大之間的關系——小林家一塊豆腐餿了,他覺得比八國首腦會議更重要。

《1942》沒有任何故事性,沒有任何情節,也沒有相對集中的人物。他看到的是用一種幽默(甚至有些荒誕)的態度來描述一場民族災難。

劉震云:在寫劇本的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藝術形式,我對劇本的把握絕對沒有像職業編劇那么好。

首先,電影是有時間限制的,要在2到2.5個小時里把人物的命運和關系講透徹,需要另外一種講述方式。

電影就像一條奔騰的河流,要求人物的命運和情節流動的速度特別快。如果和山崖有落差的話,掉下來就是瀑布。還有點像大海,表面的浪花并不是特別重要,重要的是海水底部的渦流和淺流、潮漲和潮汐。

而小說最擅長的是講一個人、一個情節、一個細節的前因后果。這種枝枝葉葉的來龍去脈是小說最舒展的地方,比如對一個人物的心理動機的描寫,電影里是沒有用的。

瞭望智庫:文化綜藝類節目特別熱,您也參加了《向上吧詩詞》,您覺得這類節目能給觀眾帶來什么?

劉震云:我很少上電視節目,因為我不知道上了電視應該說些什么。僅僅是因為參加《向上吧詩詞》之前,我恰好讀了唐詩和宋詞。

另外,節目的導演是我的好朋友,我們來自同一個省一個縣一個鄉一個村。在這個節目中,我確實學到了很多東西。比如,李商隱、蘇軾、納蘭性德的詩詞。因為不同的選手和嘉賓,對詩詞都有自己的理解,有些可能是我過去沒有想到的。

至于根據我的作品改編的那些電影,是因為小剛導演、雨霖導演說:小說是你寫的,你對里邊人物的內心深處比較了解,能夠把劇本寫得更深入一些。

另外,我和導演是好朋友,他在拍片子的時候,我可能會探一下班。有時候,導演可能說:劉震云你過來玩一玩。這里缺個群眾演員,你就坐著吧。

我不是一個特別愛惜自己羽毛的“孔雀”,就在那坐一坐。

大家覺得劉震云好像在演電影,但是,大家可能都沒注意,電影拍到我就那么兩秒,就好像坐在瞭望智庫鏡頭前面的劉震云,出鏡也就是四五十分鐘而已,時間很短。

3、靈感是一種非常淺俗的說法

瞭望智庫:您在《手機》中說手機是個“大炸彈”。小剛導演說“不查另一半的手機,才能白頭偕老”。現在,距離《手機》出版已經有十多年了。您還覺得手機是個“大炸彈”嗎?

劉震云:首先,我沒認為手機是一個大炸彈,而是這個書里的人物這樣認為。“他認為”跟“我認為”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作者最好的狀態就是在作品里頭“沒想法”。

那么誰該“有想法”呢?就是作品里的人物。不同的人物審視這個世界,會有不同的想法。比如,牛小麗是一個農村的姑娘,她對世界的看法和她的生活態度肯定和李安邦這樣的省長形成反差。他們的相互映照就構成了一個整體的世界。

當然,有的作者會在作品里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這些人物。這些人物并不愿意承擔這些負擔,但是,他們無法反抗。

在有些文學作品中,劇情到這里,就不應該這么轉折。是誰讓他轉折的?是作者。

作者應該站在作品的背后,這才是最好的寫作方式和理念。

至于《手機》這部作品,主旨并不是一個人手里拿了一個通訊工具,而是整個時代的變遷。如果沒有這個道具,這部小說仍然是成立的。

瞭望智庫:您的新書《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剛剛出版,可否給讀者們介紹一下?

劉震云:這本書跟我之前的書有很大不同。因為我其他書中的人物關系比較緊密,而且就只有一個主人公。

而《吃瓜時代的兒女們》有四個主人:一個農村姑娘,一個省長,一個縣公路局局長,一個市環保局的副局長。他們四個人本來素不相識,是“八竿子打不著”的人和事,通過事物背后的聯系和邏輯突然就“打著”了。

所以,這本書本身對我的吸引力就很大。

另外,這部小說特別注意空白的描寫,因為大家都覺得《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的主角應該是“吃瓜群眾”。

其實,吃瓜的群眾在書里并沒有出現。而是看了這本書,你本身就是吃瓜群眾。

這部小說把空白(也就是沒有寫的人物)給寫出來了,對我確實也是一個挑戰。

這本書讀起來還是比較帶勁的,因為讀者會有一種帶入感,可以參加到這個創作里邊。

另外,讀者會發現這部作品與之前的相比會更加幽默。我之前小說的幽默是可見的,而這本書的幽默藏在事情的背后。

過去的作品可能你笑一回兩回,這回可能可以笑三四回。第二天清早,或許還可以引起你的掩卷嘆息。

如果能達到這種效果的話,這本書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瞭望智庫:您剛才說創作一部作品最重要的是思考。那么,創作這本書之前,您經過怎樣的思考呢?

劉震云:因為不同作者的寫作習慣不同,有些從故事開始,有些從人物開始,我覺得都無可厚非。

但是,我寫作首先考慮的還是故事結構和人物結構,因為這些結構需要仔細的思量,而故事和人物比較好編的。

我首先從故事結構和人物結構出發,來搭建這個主體結構。這個過程確實很費思量,因為不僅僅是要考慮怎么把這個事情給圓了,還要展現出事情背后隱藏的那些微妙道理和哲思。所以,我思考可能花的時間比較長一些。

另外,思索對我而言是一種樂趣,首先體現在動筆前的過程中。所以,我說一個作家的寫作并不是起始于動筆,而是在還沒寫的時間里。

瞭望智庫:您的作品當中的描寫了很多小人物的生活,您的創作靈感來源于哪里呢?

劉震云:我不是很贊同寫作需要靈感,而且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非常淺俗的說法。

第一,一點靈感是不能夠激發一出一部作品的;

第二,這樣的寫作就太容易了。

我覺得靈感只會產生某個細節,就像《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中的車禍案、洗腳屋、微笑哥等。

但是,沒有這個因靈感而來的細節行不行?絕對可以。

一個作品的主體,特別是它的結構,主要還是來源于思考。

思考是一部作品的生命,而不是靈感。靈感只是偶爾的細節閃現而已。

 

 

來源: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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