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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關系的生命力來自哪里?

盛世良 | 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發布日期:2019-09-25

70年來,世界風云變幻,兩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俄友好合作關系經受住了嚴峻考驗,不斷取得新的、舉世矚目的發展。

導語: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也是中俄建交70周年。

70年來,世界風云變幻,兩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俄友好合作關系經受住了嚴峻考驗,不斷取得新的、舉世矚目的發展。兩國關系成為當今世界絕無僅有的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不針對任何第三方的新型大國關系典范,也成為世界上互信程度最高、協作水平最高、戰略價值最高的一對大國關系。

在新聞戰線上,也有這樣一群人,一直伴隨和見證著中俄關系的發展。盛世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1964年到新華社工作,在俄羅斯工作和生活了14年,曾擔任新華社駐莫斯科分社副社長,至今仍然關注著中俄關系的發展。

接下來,就讓這位“一輩子跟俄羅斯結下不解之緣”的資深庫叔談談他眼中的中俄70年。

 

正文: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中蘇建交,我滿七歲,剛剛懂事。

我從1957年開始學俄語,俄語是我掌握的唯一外語。

我的外國朋友多半是俄羅斯人,我報道、研究俄羅斯55年。

我參加的唯一外國非政府組織是俄羅斯的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在那里有幸每年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對話。

歷史上,中俄關系先從“蜜月”轉入“論戰”,再到全面對抗,隨后從僵冷過渡到正常化,蘇聯解體后又歷經友好國家-戰略協作伙伴-全面戰略協作伙伴-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的多次升格。

至于我本人,則在不知不覺間從“紅領巾”變成“白頭翁”。

 

 

1.學好俄語,立志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上世紀50年代,我們的衣食住行無不帶有蘇聯印記。男孩穿大翻領、雙排扣、斜插兜的“列寧裝”,女孩穿“蘇聯花布”做的“布拉吉”;“羅宋面包”和“羅宋湯”是家常便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根據蘇聯五層樓圖紙大量建造“新工房”;不同級別的干部配備的是“吉斯(斯大林汽車廠)”“吉姆(莫洛托夫汽車廠)”和勝利牌小汽車。

當時的中學課本,除了語文、中國歷史和中國地理,大多譯自蘇聯教科書。記得數學課本上有這么一道題:游泳者從施密特中尉橋跳進涅瓦河,逆流游向冬宮橋,已知兩橋之間距離為1500米,游泳速度為1.6米/秒,河水流速為0.4米/秒,他游到冬宮橋需多長時間?

課外我們看的是蘇聯兒童讀物《維佳·馬列耶夫在家里和學校里》、《誠實的小海軍》、《巴甫利克的故事》……少年英雄巴甫利克為農業集體化事業,大義滅親檢舉任鄉干部的父親包庇富農,最后被階級敵人殺害的故事感動了敬業中學少年藝術團的小伙伴,我們排演了話劇《巴甫利克的故事》。

1955年,金碧輝煌的上海中蘇友好大廈落成,展示社會主義的美好前景,我和同學們興致勃勃地參觀蘇聯國民經濟成就展,吃著“蘇聯式油炸包”,向往著“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

1957年,中國舉辦十月革命40年電影周,《保爾·柯察金》、《革命的前奏》和《仇恨的旋風》這三部經典影片,更加激發起我們這代年輕人浪漫的革命理想。《母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和《苦難的歷程》等蘇聯小說培育了立志獻身社會主義事業的一代熱血青年。在中蘇友好時期,中國翻譯出版的俄羅斯-蘇聯優秀文藝作品達5000種之多。

1960年,我進入上海外國語學院俄語系,跟那時多數年輕人一樣,生活雖不富裕,但有很強的幸福感和使命感——學好俄語,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入學不到三年,中蘇關系惡化由隱性到顯性,蘇籍教員紛紛回國。我1964年畢業時,俄語干部過剩,近百名同學畢業后用俄語的僅十之一二。我被分配到新華社國際部俄文組,翻譯蘇聯報刊材料。

當時反修斗爭戰鼓擂,我們這幫俄文翻譯常常半夜三更被叫到辦公室加班。當時新華社莫斯科分社航寄回的蘇共黨刊文章,經常洋洋灑灑一兩萬字。

那段時間,中蘇不僅斷絕了黨際關系,連留學生也全部撤回,最后關系甚至惡化到在珍寶島兵戎相見。記得我曾隨游行隊伍到東直門北中街抗議“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那是我第一次看見蘇聯駐華大使館。

 

2.三次常駐莫斯科,見證兩國交好

1978-2000年,我先后三次任莫斯科分社記者,親自見證兩國關系從僵冷到解凍,再從正常化到戰略協作伙伴。

1978-1983年,我第一次在分社工作時,新華社四名記者八只眼,是中國媒體觀察北鄰的全部窗口。記者的精力幾乎全放在參考報道上。

當時,中蘇關系不好,公開報道條條框框多,全年發稿不到十篇,無非是使館國慶招待會和建軍節招待會、中蘇簽訂年度換貨協定……既缺乏可讀性,也缺乏時效性。

但事在人為。

1980年10月23日,柯西金總理以“健康欠佳”為由,請求辭去黨和政府職務。我和分社兩位老記者利用這個干巴的新聞素材,逐字推敲,寫出《蘇聯領導集團的一次重要人事變動》。

1981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逝世,中國派黃華外長出席葬禮,以“葬禮外交”開啟改善國家關系的進程。黃外長出席葬禮、會見蘇聯領導人的照片要盡快發回國內,當時只有高爾基大街的中央電報局有照片傳輸設備,偏偏市中心因葬禮而交通管制,有車開不得。幸虧蘇聯民警懂政治,識大體,了解原委后,立即警車開道,飛速引我到電報局。

駐蘇記者是我人生中最豐富多彩的一段。1987-1991年,我第二次常駐莫斯科。蘇聯已經步入晚年。

當時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搞得風風火火。“戈爾比”(戈爾巴喬夫的昵稱)出訪西方,受盡恩寵;回到莫斯科,面對思想混亂、經濟下滑、民生艱難、群眾抗議,卻一籌莫展。

1991年“8·19”事件,我去“前線”探察動靜,發現停在白宮對面橋頭前的坦克上插了俄國白藍紅三色旗,而不是蘇聯紅旗,炮口上插著鮮花,坦克手們喝著西方外交官送來的當時在蘇聯相當罕見的灌裝啤酒,與披著軍大衣的姑娘們摟肩搭背秀恩愛……在場的市民告訴記者,列別德少將率領的空降師的第一批五輛坦克昨夜投奔葉利欽;凌晨,蘇軍精銳塔曼師大批坦克和裝甲車加入“起義”隊伍。“白宮”周圍戰車云集,是保衛葉利欽的。就連執勤的民警也坦然相告,他們都支持葉利欽。

1991年底,蘇聯解體。

1996-2000年,我第三次到莫斯科分社工作。葉利欽總統對中國非常友好,很快把中俄友好關系升格為戰略協作伙伴關系。1999年除夕,葉利欽突然宣布提前退休。俄羅斯進入“普京時代”。

2007年,俄新社和外交與國防政策理事會的老友推薦我參加世界“俄國通”非政府組織瓦爾代俱樂部。從2007年到2018年,我有幸12次見普京。2016年年會上,我與兩位俄羅斯學者和一位美國學者一起,成為“瓦爾代貢獻獎”首批獲得者,次年又榮獲瓦爾代紀念章。年會辯論往往從早9點持續到晚10點,扛得住如此高強度的腦力勞動,說明我雖老未朽。

回顧建交70年,兩國關系雖有波折,但總趨勢是積極向上。

1978年8月30日,我赴任時,在每周一班飛北京—莫斯科航線的168座伊爾-62客機上,僅有兩名中國信使、到莫斯科轉機去瑞典學指揮的湯沐海和我四人;如今,我每年去俄羅斯兩次,中國各航空公司飛北京—莫斯科航線的航班每天近20個,基本都是滿滿當當。當初到莫斯科去的中國旅客幾乎全是公派人員,一年幾百名;2018年中國赴俄游客近200萬人次。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兩個偉大鄰邦真正成為了好伙伴、好朋友。

中蘇友好十年期間,留學蘇聯的中國學生一共才1.8萬名。現在,在俄羅斯留學的中國學生就超過3.5萬名。

1978年我認識的第一位蘇聯朋友尤里·塔夫羅夫斯基,他的月薪加稿費合人民幣650元,十倍于我,住近百平方米的兩室一廳,家里彩電、冰箱、洗衣機一應俱全,生活比我好多了。最讓我羨慕的是他的業務水平:談起中蘇關系來頭頭是道,署名評論頻頻見報,隔三差五到企業和學校做國際形勢報告,稿酬超過工資。41年后的今天,他成了退休教授,跟夫人扎維亞洛娃博士依然住兩居室,夫婦倆的退休金合計5000元人民幣。

老友尤里老有所為,先后寫了近十本介紹中國領導人、中國文化、中國風光和中俄友好交往的書。今年8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中俄建交70周年和本人70大壽前夕,他榮獲第十三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

如今,我拿著百倍于第一份工資的退休金,坐著免票的空調公交,逛著不要錢的頤和園,享受唱歌、看書和寫作三大樂趣,不時跟來華的俄羅斯老友品嘗紹興酒和北京烤鴨,還能年年見到普京……這種生活,用上海話講,“勿要忒幸福哦!”

 

3.中俄關系的生命力來自哪里?

中俄關系七十年,體會良多,舉其要有四:

其一,結盟不好,對抗更不好,戰略伙伴關系最好。

中蘇、中俄都是大國,利益和價值觀有差異,不可能事事處處保持一致,結盟不僅束縛手腳,而且分歧很容易轉化為沖突。中蘇對抗占用消耗了兩國本可用于經濟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大量資源。當前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則讓兩國都感到舒適。

其二,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富有生命力。

生命力來自于兩國吸取了歷史經驗教訓,結伴而不結盟,平等相處,互不干涉內政,世代友好。

這是一對自在自為、互有需要的大國關系,不取決于兩國同第三國關系的好壞。兩國互為唯一真正意義上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互為唯一真正意義上的戰略依托;互為外交的主要優先。兩國成為交流治國經驗、應對美國西方“顏色革命”和“混合戰爭”的重要伙伴。

對中國而言,俄羅斯是身兼大國、周邊和發展中國家三重身份的國家;是“一帶一路”的支點國家,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伙伴,是中國參與北極開發唯一的非西方伙伴;是唯一量大而可靠的直供油氣來源;是中國不可多得的科技合作對象。

生命力還來自外部壓力。

美國把中俄兩國都定性為主要對手;俄羅斯“非西方”的自我定位,決定了在地緣政治上同西方對抗壓倒合作;俄羅斯的“大歐亞”理念,決定了外交上東西兼顧,但當前只能“向東走”,同中國加強合作是大趨勢。

其三,“俄國通”和“中國通”大有用武之地。

溝通兩國關系,向本國領導獻計獻策,中國的俄羅斯問題專家和俄羅斯的中國問題專家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當初也許是兩國缺乏溝通,毛主席在游泳池親切會見赫魯曉夫,赫魯曉夫誤以為是毛主席奚落他。

在“反修”年代,深諳本國和駐在國國情的“蘇聯通”,建議劉新權大使向勃列日涅夫遞交國書時稱對方為“列昂尼德·伊里奇”(編者注:勃列日涅夫全名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既表示對駐在國國家元首的尊敬,又避免了稱“同志”或“先生”在“立場問題”上的尷尬。

1982年11月中蘇“葬禮外交”,是駐外使館在合適時機提出合適建議的范例:此間外交使團認為,如果中國派高級官員出席勃列日涅夫葬禮,他們將不會感到驚訝……

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蘇聯“中國通”建議他尊稱鄧小平為“鄧老”。

2014年10月,俄羅斯漢學家通過總統顧問格拉濟耶夫緊急建議,俄羅斯應該參加亞投行,普京贊同。俄羅斯終于在最后一刻成為亞投行創始會員國。

眾多俄羅斯問題研究者提出的有關中俄關系、上合組織和“一帶一路”的諸多建議,為中俄關系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其四,要進一步加強人文合作,使兩國人民心連心。

中俄兩個民族比鄰相居,但“性相近,習相遠”,差異很大。

中國人習慣于“演繹法”思維,由大到小,由抽象到具體;俄羅斯人相反,習慣于“歸納法”思維,由小及大,由具體到抽象。

中國人習慣于“今日投桃,明天報李”,俄羅斯人習慣于“即時利益交換”。

不懂俄語和俄羅斯風俗習慣的中國打工者,不善于和俄羅斯人交往,被俄羅斯人誤解為“行蹤詭秘”;俄羅斯人在執行公務和嚴肅工作時不茍言笑,中國人誤以為俄羅斯海關和邊防官員不歡迎中國人……

互不理解,就容易引起誤會,產生偏見,需要通過人文交流,增進了解。

中俄兩個偉大鄰國,不僅要在安全上背靠背,經濟上手攜手,更要在人文上心連心。

這樣的中俄關系,必將行穩致遠。

來源: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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